“大叔，您熟悉惠農政策嗎?”“怎么不熟悉啊，歷朝歷代種地都交稅，現在不光不交稅，國家還給補貼，還是共產黨的政策好啊。這不，都專門發的存折，錢直接就給打到折上了。”惠農政策的落實情況，是去年底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檢察干警的走訪內容之一。走訪接近尾聲時，一個小女孩不經意的一句話，引起了干警的警覺。

    在與一戶農民攀談時，這家上初中的小女孩看到檢察干警手中的資金發放表，突然對家長說，“爸，我幫人填過這樣的表。”

    一聽這話，細心的檢察官順手拿過女孩的作業本，“字寫得真好，怪不得有人找你幫忙，小姑娘，你說的是填的什么表啊?”“領母豬錢的表啊，和你們這個表差不多，我們還幫著按了手印。”一句話，拉大了這位檢察官心中的問號。職業的敏感讓他預感:這里頭一定有問題!但是為了不打草驚蛇，檢察官并沒有繼續追問。

    在車上，檢察官們分析后認為，小女孩填的應該是能繁母豬的補貼款發放表。根據網上查詢的資料，各地已發生了十幾起貪污挪用案件，其他省也有，我們區是否也存在?干警們討論了一路，偵查思路開始清晰:將這個鎮的能繁母豬補貼情況，納入偵查視線。

    就在檢察官走訪時，一個“老實人”寢食難安。這個人名叫孫海，是東昌府區沙鎮畜牧站站長。

    在鄰里和同事看來，孫海算是個老實本分的人，很顧家，還兼做著飼料生意。除了生意上會和人爭幾句之外，平常不愛多說話?？烧沁@樣一個“老實人”，卻背地里做下了不老實的事。

    畜牧站站長除了防疫工作之外，還承擔著轄區內能繁母豬補貼的統計發放工作。2007年起，國家為鼓勵養殖戶的生產積極性，確定每頭能繁母豬每年給予50元補貼。從上級通知統計能繁母豬數量開始，孫海作他悄悄算了一筆賬：全鎮有多少頭母豬，上級誰知道?還不是我統計多少就是多少，領的補貼款，只要給實際農戶發下去，其他的不就可以“靈活”一下了?

    于是，孫海將真實統計表中一些農戶家的“母豬頭數”一欄增加了數量，重新抄寫了一份。這樣，沒幾天功夫，一本除了數量有差別以外、和真的花名冊完全一樣的假花名冊就問世了。向上級管理部門報的，也正是這本假花名冊。這一來二去，孫海憑空虛報出667頭母豬，從而，上級也就多下撥了3.3萬余元補貼款。

    對農戶發放補貼還是得按真表發，這一點，孫海不敢造次?；麅陨鲜切枰r戶按手印的，孫海就叫來正在上初中的女兒，安排她找了兩個要好的同學在假花名冊的每個農戶領款欄都簽上名，按上手印，用來防備檢查。最后，還特意囑咐這幾個孩子“一定不能說出去”。上級不知道多發了補貼，群眾又沒少領到錢，兩邊都“相安無事”，孫海暗自為自己的“瞞天過海”得意了一番。當然，3.3萬余元“補貼款”，就悄悄滾入了孫海的腰包。

    又過了幾個月，孫海覺得心里還是不踏實，左思右想后，干脆將真花名冊一毀了之。

    檢察干警們偵查方向一確定后，難題馬上出來了———財政下撥補貼款項和鄉鎮上報的申請補貼數量，賬面是吻合的，突破口在哪?探討案情時，反貪局偵查科科長李振嶺提出:“國家惠農政策是透明的，現在群眾的法治意識很強，如果實際養著母豬而沒領到補貼，就會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目前風平浪靜，說明養殖戶沒吃虧。那么，問題的關鍵應該是通過虛增頭數獲利。”干警們決定悄悄接觸養殖戶，展開調查。

    為了加強調查的秘密性，在反貪局長石黎明的安排下，干警們將警車換成了普通牌照車。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檢察官有時還把車停在村外，步行進村。需要打聽路的時候，一般用探親訪友的名義。干警們笑談“我們這真是化裝偵查了”。

    “你好老鄉，我們又來了，這次想問問母豬的補貼到位沒有”。有些農戶已經見過偵查員了，一見面就有啥說啥。偵查員們一邊和群眾閑談，耐心答疑，一邊認真記下重要內容。由于有些養殖場的條件有限，許多筆錄都是站在磚臺邊寫下的。

    偵查員們根據農戶的作息時間特點，調整了工作時間，通常早上六點多就出發，趕在農戶下地前到達養殖場、豬圈，而下午通常要到很晚等農戶回家才能開始調查。

    隨著調查的深入，狐貍尾巴露出來了。對照手頭已經調取的補貼表，偵查員們每到一處，都會因為核對出了十幾頭甚至一頭、兩頭的數字差而欣喜不已。四天多的時間，他們跑遍了該鎮102處養殖戶的豬圈，收集了110多份證言材料、70多份養殖戶個人賬目和日常收支記錄。

    偵查員很快將嫌疑人徹底擊垮了。孫海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并悔恨不已，表示積極退繳所獲3萬余元贓款，請求從寬處理。今年5月底，法院以貪污罪對孫海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宣判后，孫海當庭表示不上訴。

    案件發生后，檢察院給轄區內各鄉鎮、辦事處和主管部門發出了《關于整頓惠農資金管理領域違法違紀問題的檢察建議》。隨后，檢察官們一鼓作氣，查糾了該區在該補貼領域違規違法動用、截留的33萬余元資金，相關人員受到了法律的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