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亞洲一直是禽流感的重災區。1997年至2013年3月，在曾經感染過H5N1型禽流感的18個國家里，亞洲國家占15個，確診468人，315人死亡，占全世界因感染死亡人數的近一半（綜合世界衛生組織和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數據）。僅1997年到2005年8年間，因Ｈ5Ｎ1型禽流感病毒在亞洲致1.5億只家禽被宰殺。

　　為什么亞洲會成為禽流感的重災區？雖然科學家現在還未全面深入地揭示原因，但很多研究證實了這種“亞洲惡夢”與亞洲特有的養殖方式、自然環境以及醫療體系有著重大的關聯。

　　亞洲國家特有的家禽養殖方式更易傳播疫情

　　亞洲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多以農業養殖業為主。經多年發展，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家禽產量大大提高。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數字，僅20世紀80年代末至2005年間，泰國、越南、印尼飼養雞的數量就翻了3倍，病毒潛伏期更長的鴨的數量也在急劇增長。

　　大量飼養的家禽為禽流感蔓延提供了物質基礎，再加上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即使是農場養殖，限于經濟實力和法律的滯后，家禽企業飼養環境并不注重動物福利，飼養密度偏大，更容易導致疫情的暴發。

　　另外，亞洲許多國家的農戶把雞養在自家中，并與鴨子和豬等畜禽一同混養，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與雞，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接觸，增加了病毒混合變異和傳播的可能性。

　　亞洲家禽的飼養多數還采用一家一戶的小規模方式，一旦發生疫情，很難在短時間內引起注意，即便被發現，也很難控制。歐洲家禽數量雖然也很大，但西方國家在飼養家禽上，一般采用大棚飼養或農場養殖，且注意分類飼養，減少了病毒傳播機會，發病時也容易發現，而后統一捕殺，減小了控制疫情的難度。

　　亞洲的自然環境為病毒滋生和傳播提供便利

　　亞洲是多山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遍布雨林，中部亞洲則高原山脈連綿不斷，而這些地帶又恰恰位于全球鳥類遷徙的路線上。

　　候鳥是禽流感病毒的重要傳播者。2005年，科學家在青藏高原沿青海湖、扎林湖等候鳥遷徙路線對禽流感疫情做了跟蹤調查，發現每年候鳥因繁殖、越冬而遷徙前后恰好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發生季節，同時候鳥遷徙路線與發生疫情的地點是重疊的。研究組還研究了不同種類、分布在不同地區，可能傳播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候鳥，發現候鳥遷徙路徑中的沼澤和湖泊是高致病性禽流感存在和傳播的重要地帶。帶有病毒的野鳥在遷徙的路途中很容易和散養放養的家禽接觸，將病毒傳給亞洲那些位于鳥類遷徙路線上的家禽。

　　另外，亞洲大部分農業國家分布在亞洲南部，其中包括中國南方。這些地區氣溫高、濕度大、病毒生存機會高，再加上一些農村生活條件和衛生環境惡劣，容易成為各種病毒滋生的溫床。

　　薄弱的監控防疫體系還無法有效預防病毒來襲

　　受經濟水平和衛生意識的局限，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還未有效建立完善的監控防疫體系，整個疫情的預防、發現和處理工作不同程度地滯后。

　　家禽產品生產過程復雜，從雛雞的引進、飼養過程、屠宰加工、抽取樣品檢驗檢疫直至裝運出口，環節眾多。但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還無法完全實現安全電子監控，而多采用人力監控，容易疏漏。

　　此外，許多養雞場沒有嚴格控制外來人員、車輛進入場區或雞舍。飼養人員沒有專用工作衣、鞋、帽等，場區和雞舍內也沒有定期洗滌消毒，增加了病毒傳播的可能性。再加上亞洲大部分國家是發展中國家，農民在給家禽打防病疫苗時投入有限，疫苗質量沒有保證，更加難以抵抗病毒入侵。

　　帶病毒的家禽如流入市場會加劇病毒傳播，尤其是在習慣以活物上市的亞洲地區。

　　亞洲國家或地區的農戶販賣家禽時，往往現場宰殺。病毒最容易在雞的糞便中藏身，而雞毛很容易沾上糞便。人類在接觸活禽時，容易被傳染。病毒有時也能進入雞的血液，在56攝氏度以上蒸煮3小時或在60攝氏度以上蒸煮30分鐘后，才能殺死病毒，較安全食用。而在亞洲一些國家有生吃或不完全煮熟食物的習慣，比如印度就喜歡生吃鴨血。相較而言，西方國家的農貿市場很少出現活禽上市，現場宰殺的情況，病毒傳播的可能性相較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