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近期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政策調整，造成了中國金融領域的巨大動蕩，那么，類似的動蕩，即將在中國的更多政經領域重復上演。
　　對此，Michael J. Casey在《華爾街日報》上如此評價: 　　
　　“從中國央行莫名其妙地決定通過微博宣布注資行動，到該國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突然停止接受人民幣存款，再到上周五有關存款保險計劃的制定獲得進展的消息，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當 局正在忙亂地進行金融系統改革的試驗和試錯。”
　　互聯網金融
　　Michael J. Casey認為，造成這一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從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成以需求為主導的可持續增長方式過程中，金融行業市場化遭遇資本流動壓力引發的矛盾所致。
　　以上判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從另一個視角來觀察，促使監管層出臺以上舉措也還有另一個必然原因：集聚龐大客戶群之后，第三方支付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已在催化中國金融市場格局的革命式重構，不斷涌現的新業務模式，令金融監管出現巨大 法律真空。 　　
　　在這個宏觀背景下，比特幣也好、二維碼支付也好、虛擬信 用卡也好、甚至比銀行更激進的監管套利舉動也好，都只是牽動金融監管政策大變的導火索。 　　
　　早已準備的戰役
　　如果仔細梳理實際動作，中國監管部門其實并非倉促行動。 　　
　　各個部委對互聯網金融的調研，從2012年開始就已經開始，在2013年更加密集。在此過程中，包括副行長劉士余在內的央行各級官員，不斷對行業進行摸底，但除了“非法集資”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兩條“紅線”外，一直謹慎未有明確表態。 　　
　　2013年12月，央行向國務院提交了長達90頁的調查報告，同時上報的，還有由央行條法司牽頭起草，工信部信息化司、財政部金融司、銀監會創新部、證監會機構基金部、保監會發展改革部等部門參加討論和會簽的互聯網金融監管指導意見草案。目前，該草案仍在反饋修改中，預計將在未來數月內正式出臺。 　　
　　顯然，央行的意圖，已經跳出以傳統線下監管思維監管線上支付的桎梏，而是著眼于將互聯網金融，完整、徹底地納入中國金融制度體系和監管框架。 　　
　　在這個過程中，監管層必須解決的三個難題在于：對互聯網金融導致的流動性風險的準確評估，創新迭代節奏的快速反應，以及跨界融合帶來的體制屏障。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第三點。 　　
　　以支付寶為例，如果按照傳統金融業的垂直監管體制，支付業務歸屬人民銀行監管，而在支付賬戶與貨幣市場基金理財賬戶連接成為“余額寶”，就進入證監會的監管范圍。如果支付寶進入更多領域，比如保險，乃至與線下的各個實體產業領域結合，催生新的業態出現，則將對更多的部委監管政策形成挑戰。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支付寶與財付通操縱的打車軟件爭奪戰，已影響多地市政公用體系的政策與市場，而二維碼支付更已被緊急叫停。 　　
　　因此，在央行牽頭起草的互聯網金融監管指導意見中，監管層將互聯網金融劃分了第三方支付、P2P、眾籌、互聯網理財、互聯網保險五個方面，分別作出原則性規定，并提出適度監管、分類監管、協同監管、創新監管等監管原則。 　　
　　但顯然，以上分類仍然局限于金融領域，對互聯網金融打通線下實體形成的融合業態仍預估不足——而后者，已經在不斷擴張演化。 　　
　　而此展開的另一個問題，則將進一步考驗中國決策層的監管智慧。
　　來自體制結構的沖擊
　　中國是橫縱兩條線交叉的網格式行政體制，橫為地域區劃的國土和政治、行政管理權力分級，由省市區至地州縣鄉鎮村，縱為垂直領域指導與監管權力的部委分置。
　　目前，從橫來看，有4個直轄市，23個省，5個自治區，2個特別行政區，從縱來看，則國務院設置辦公廳、國務院組成部門（27個）、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1個）、國務院直屬機構（16個）、國務院辦事機構（4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17個）、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22個）、 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33個），除辦公廳、發改委和議事協調機構外，基本都是垂直管理體制。
　　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信息數據的統計、傳遞與分析效率下，這是最符合社會運行規律的合理行政體制設計。但在信息技術發展普及后，這一體制結構將受到沖擊。 　　
　　互聯網帶來的根本變化包括：信息數據的統計、傳遞與分析效率持續提升；信息數據透明度與可標識、可追溯程度持續提升；不同領域信息數據的交叉比對與協同效應持續提升。
　　這對行政監管提出的要求，越來越需要跨地域、跨領域的，大而全的全局統籌，以及更快速反應、更具普適的政策規則設計，才有望實現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 　　
　　目前，尤其是互聯網與物聯網，沖擊到一線金融領域，而且已蔓延到工業、農業、商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更多領域。 　　
　　以近期的資本關注熱點來看，教育、醫療、房地產都即將被互聯網“顛覆”，而從國際產業趨勢來看，汽車等重型工業也將在未來數年內產生全面革命。 　　
　　這些變革將有如下的特點：產業效率大幅提升、產品形態明顯變化，商業模式全面調整，跨領域甚至跨行業的業態整合普遍化、常態化。由于“九龍治水”帶來的平衡效應，互聯網長期處于行業監管的空白地帶，自身的后向商業模式也對傳統領域極具破壞式創新力量。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過去數十年來，各產業一直習慣于條塊化的垂直監管體系，與相對封閉穩定的產業生態，直到現在，大多數的垂直領域，無論是產業本身，還是監管部門，都仍未做好直面互聯網帶來的信息流動性沖擊的準備。 　　
　　在這些領域完成政策補位之前，類似互聯網金融的產業格局動蕩與利益洗牌，將在所難免。 　　
　　至于再進一步，未來在多個領域跨界深度融合后，不同部門之間的權責利協調，將更加復雜而艱難，如果沒有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與力量統籌，就只能是一個無解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