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福喜過期肉事件持續發酵，美國福喜集團7月27日發布公告宣布收回上海福喜生產的所有產品，并開始對“現任及前任高管人員可能存在的不盡職行為”開展徹底的內部調查。據記者了解，福喜總部的支持團隊已陸續抵達上海。公司所有人謝爾頓·拉文在早前的聲明中曾表示，這次在上海工廠發生的事件嚴重違反了集團信奉的原則和賴以生存的價值觀，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錯誤。截至目前，上海市食藥監局已發現上海福喜涉嫌“問題食品”麥樂雞18噸，煙熏風味肉餅78噸、小牛排48噸，共計144噸，涉嫌問題食品已全部控制，并已抽樣送檢。上海市食藥監局新近還查實了6個批次“篡改保質期”的煙熏風味肉餅，共計4396箱，每箱7.2公斤，但已經銷售了3030箱，剩余產品已被封存。

　　福喜事件社會影響惡劣，波及全球，可謂食品領域的一場地震，針對此次事件，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表示，“在上海，不管什么企業，只要違法，都必須依法嚴懲。”

　　韓正強調，食品安全無小事，事關廣大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安全，政府各監管部門必須堅持“五個最嚴”，從標準、準入、執法、處罰、問責各環節落實依法從嚴監管的原則。福喜事件的查處過程必須準確、及時向社會公開。對任何違法行為，都必須依法嚴懲，政府監管部門只有真正做到依法、嚴格、嚴肅，才能體現公信力，更好地維護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安全，讓人民群眾滿意。

　　就福喜事件以及所折射出的中國食品安全的問題，《新民周刊》專訪了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上海博和律師事務所主任林東品。

　　追責能追到哪個層面

　　《新民周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日前強調：在上海，不管什么企業，只要違法，都必須依法嚴懲。你認為，福喜事件的法律責任追究分幾個層面？

　　林東品：福喜事件被上海媒體曝光時，我正在家里吃飯，看到電視節目，想到的首先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是“福喜”，應該說，福喜的生產環境、流程是我們國內很多企業根本做不到的。第二個問題，福喜雖然是一家外資企業，但目前呈現在我們面前“使壞”的都是中國人，從中高層到一線工人都是中國人。為什么這樣一家此前在國際上口碑甚好的企業，到了中國后就水土不服，或者“入鄉隨俗”了。這個板子該怎么打？

　　就法律層面的責任，可以有三塊：一、刑法上針對食品生產的兩種行為——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行為、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的行為，福喜公司應屬前一種；二、在行政法上，我國有食品安全法，可以對福喜公司進行停產停業的處罰，當然，還可以吊銷食品生產許可證，這也就意味著將其逐出市場，以上是針對企業的。那么針對具體責任人呢，依照法律，可以限制其五年內不得從事食品生產，當然，行政處罰上還可以對福喜進行罰款，但我覺得對這些企業懲戒意義不大，更何況罰款在我國存在高舉輕放的現象；三、民事責任，如果消費者出現人身損害，可以主張賠償。

《新民周刊》：公眾對福喜事件的認識可能正如你所述，即便出現這樣的丑聞，它的生產環境、流程也還是國內很多企業所無法企及的，到底雇主的授意下，擅自做主為企業的最大利益冒法律風險吧。

　　林東品：這也正是公眾所關心的，此次事件發生后，追責能追到哪一個層面。毫無疑問，福喜事件是一個單位犯罪，單位犯罪按照法律規定是雙軌制，對單位處以罰金，對自然人進行刑事責任追究，有一點可以推斷，福喜這樣的一個企業，不可能是某一個人為了個人利益去實施這樣的違法行為。

　　《新民周刊》：福喜連累到了下游一系列的知名洋品牌，比如肯德基、麥當勞，下游企業是否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林東品：如果明知福喜的違法行為，那么下游企業肯定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當然，現在我們通過媒體的曝光看到麥當勞來工廠檢查時，福喜會事先做好準備，欺騙下游企業。但即便如此，下游企業肯定也是要承擔一定的責任，接受行政處罰，因為至少這些下游企業對自己采購的原材料沒有盡到很好的監管責任。

　　《新民周刊》：肯德基、麥當勞的原材料安全問題一直爭議不斷，比如此前的“藥物雞”、“速成雞”風波，有一種聲音認為，在中國整體堪憂的食品環境下，肯德基、麥當勞很容易會因為原料供應商的問題而受到牽連，“背黑鍋”，統統歸結為肯德基、麥當勞的問題，你認為這些洋品牌冤不冤？

　　林東品：中國的食品安全形勢確實很令人擔憂，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現實，作為一家在本土的洋企業，不可能原材料全部都從國外進口。但只要肯德基、麥當勞提供的食品有問題，他們就不存在冤不冤的問題，你不能因為中國整體的市場問題，就可以放任、就可以采用“問題原材料”。

　　怎樣監管才有力度

　　《新民周刊》：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很多時候是冤有頭債無主，比如最近發生在湖北的轉基因大米還有此前湖南的“鉻大米”，責任主體查找起來有大的難度。

　　林東品：食品安全問題重點還在解決源頭問題。

　　《新民周刊》：你講到源頭問題，為何屢出丑聞，中國的消費者對洋品牌還是趨之若鶩，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的消費者對肯德基、麥當勞這些洋品牌的原料把控、流程監管、生產管理總體上還是相對比較信任或者有更高的期待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嘛。

　　林東品：所以說，盡管在法律層面上，要對洋品牌與本土企業一視同仁，但我們對洋品牌可以也應該有更高的要求，這并不是吹毛求疵。因為公眾對它的期望更高，洋品牌所承擔的市場風險、道德風險也就更高，出一點小問題都會被放大。洋品牌應該用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這樣才能起到引領作用。

 　《新民周刊》：福喜事件的爆發源自媒體的曝光，韓正書記也充分肯定了媒體在此次事件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當前，市場上出現的新生產方式和新流通模式，對政府監管體系和監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監管部門的發現能力、技術水準提出了新的挑戰，只有時刻警醒，時刻舉一反三，主動作為，有監管漏洞就堵住、發現問題就及時查處，才能主動、準確、全面地把握食品安全工作的整體情況，不斷完善監管工作的體制機制。

　　其實，監管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每一次食品領域出現丑聞，都會談到監管問題，談到了令人疲勞的頻率，但還是必須要談，因為好像永遠跨不過去這道坎，監管的問題似乎永遠解決不了。

　　林東品：監管當然有很大的責任！當然話一說回來，也要反思目前的監管力量能承擔得起它的監管責任嗎，我們的監管手段、力量配比能否適應現在的監管形勢？我認為監管力量上還是比較薄弱的，但即便再強，也不可能把所有人力物力放在監管上，重要的還是在市場規則、誠信體系的建立，光靠嚴刑峻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中國必須對食品安全的問題有一個全面的評估，研究背后根源，否則針對一個領域展開一次大規模的整頓，很快你又會發現重回原樣。

　　《新民周刊》：你剛才講到誠信體系的建立，這個想法在當下的中國會不會太奢侈了？

　　林東品：說明大家真的都太悲觀了。中國的市場問題很多其實是做人的底線問題。這些問題必須引導，市場經濟的秩序需要兩個手段維護——法制與誠信，光靠一樣都不行。通過一個剛性的市場規則建立誠信體系，一旦進入黑名單，企業將寸步難行，來倒逼企業自律。

　　鏈接：鼓勵企業內部檢舉？

　　《新民周刊》：韓正書記強調，食品安全問題全社會高度關注，“福喜事件”的查處過程必須準確、及時向社會公開。

　　林東品：這一點非常重要，必須做到完全的信息公開，必須將與此事件關聯的所有企業進行曝光，否則標志性的事件會被大家理解為個體性的事件，只知道一家“福喜”，不知道其他存在問題的企業，一些企業存在僥幸心理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原因。

　　《新民周刊》：監管力度不夠，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機制來鼓勵、保護企業內部的人員檢舉揭發？

　　林東品：通過知情人舉報，這個效果在中國目前是很有效的，知情人的范圍很寬泛，可以是企業內部管理人員、工人，也可以是流通環節的司機或者消費者。雖然我始終不認可這個社會可以去培育檢舉文化，導致人與人之間充滿提防，那會帶來更高的社會成本。但在特定的某一個領域，比如食品領域，這也是一個不得已的做法，而且效果明顯。

 　《新民周刊》：很多人認為食品安全關系民族存亡，尤其是轉基因問題。中國很多問題都很嚴峻，比如酒駕一度被視為公敵，但提高懲處力度后得到了有效遏制，食品安全問題是不是可以從中得到某些啟發？

　　林東品：你的意思是食品生產犯罪的懲處力度過低？酒駕、醉駕入刑后犯罪率確實降低了，這是因為酒駕一般不會有利益驅使，但食品問題就不一樣了，有點類似毒品，雖然販毒最高可判死刑，但受利益驅使不還是會有人以身試法嘛！

　　解決食品生產犯罪，主要還是要建立市場準入機制、建立黑名單，但酒駕問題的解決對食品問題也不是沒有借鑒意義，酒駕為何能得到有效解決，就是因為任何人一旦踏上這根紅線，誰都不敢去打招呼。

　　食品問題也是如此，只要政府真正下定決心，找準辦法就一定能解決。而且我認為，只要食品領域的問題解決了，對其他領域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