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決溫飽階段：人力的過密投入階段

在通常的經濟學模型中，一種要素的邊際報酬隨著投入量的逐漸增加，會經歷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當隨著投入量的增加，邊際報酬遞減的時候，這種要素就應停止投入?？墒屈S宗智等人卻發現在中國經濟中存在違反這一規律的現象，即人力的過密化投入。對于明清的中國經濟而言，雖然社會經濟的商品化不可謂不發達，可由于人口的壓力，人們為了糊口不得不在已經“無利可圖”的地方繼續加大投入，造成整體社會經濟陷入“高水平陷阱”。

在這一階段，人們在溫飽線上掙扎，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農業以外的就業機會，所以必須通過發展社會化工業，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出，通過“解放”人力資本，釋放經濟活力。

二、解決農民收入階段：土地的過密投入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轉出，形成所謂“農民工”群體，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反觀農業，卻由于勞動力的大量轉出而減少，使土地的投入相對地呈現出過密現象，表現為大量土地的粗放性種植，和從事農業勞動力多為老弱等。

據觀察，“人口紅利”耗盡的時間節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04年—2010年。在2004年，中國首次出現“民工荒”，農業剩余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農業-非農轉換率逐年下降，而農村僅有22%的人口還在務農，而且絕大多數為40歲以上的中老年勞動力。

我國跨越這一階段主要通過土地非農化流轉的方式，將大量人口和土地一起，從農村轉到城鎮，通過釋放土地的資本價值，完成城市工業在空間結構上的構建，推動實現了整體經濟的現代化轉型。

三、解決構建現代化農業體系階段

根據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意味著農產品的總產量即將開始下降，甚至可能開始出現短缺。資本將相對于人力和土地，成為投入農業的“過密化”要素。在這一階段，我們應通過大型機械的廣泛、合理使用，節約勞動力，釋放農業產能。

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雖已開始使用大型機械，但還遠遠未達到精細化、標準化耕作的水平。以美國為例，他們已經通過GPS定位導航技術，對胡蘿卜等需要極高精細化管理的作物品種，實現了機械化操作，極大地節約了勞動力投入。

同時，在這一階段，由于出現了農產品的相對短缺問題，農業產業的比較收益也有望提高，人們對于高品質、標準化的農產品的需求將日益增長。如果能將資金和技術的資本價值全面“解放”，提升農業資源投入結構，中國農業乃至整體經濟的內在活力，都將得到再一次釋放。

是否能夠完成這次跨越，取決于我們能否促成一系列體制機制的深層次改革。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例，目前我們就在探索“農民城鎮化的成本共擔”機制的形成，將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充分捆綁，最大程度地調動激發地方對推動此輪深化改革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