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場和獸醫之間偶爾會有一點點誤解，甚至還會拌幾句嘴。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并不是一方對另一方有很深的敵意或者很深的誤解，大多情況下僅僅是同種事件的不同看法和不同估計所引起的。
比如：對待雞群發生流感這件事上，雞場主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獸醫能給我看好嗎？看好后我的雞的蛋成還能上去嗎？”這句話的潛臺詞是這樣：“如果雞群看不好，花了很多錢也看不好，就不如不看，我還不如不花錢早點淘掉呢。”另外的意思就是：“如果只是把雞看好了，不死了，但是雞群蛋成上不去，只有個四、五成蛋，產的蛋不夠料錢，我的雞遲早還得淘掉，我還不如不看病呢，不花錢呢！”
而對獸醫來看恰恰是另外一回事，他會說：“努力先將雞看好吧，看看能不能控制住雞群的死亡，如果死亡控制不住，還談什么蛋成的恢復。雞都死了，那還有什么雞蛋！”
這就是一些誤解產生的原因，盡管事是一件事，僅僅是雙方的看法不一致，獸醫也想通過自己的有效勞動掙點錢，養雞場也希望獸醫能解決自己眼下“降蛋死雞”的危機。對雞場來說，給人看病可以不計成本，但養個雞必然考慮成本問題，不值得治時則可以及時淘掉止損。而獸醫則只能先用藥治治看，不能保證流感一定能治好，而且流感對獸醫來說，確定也很不保險能否治好。許多國家都規定發現流感即撲殺，不予治療。中國的獸醫又能有多大的神通。
所以，在疾病的治療上，獸醫與雞場之間要充分溝通，使得雙方盡量能理解對方，并通過雙方深入交流，來使對方能相互理解，并選擇對應于自己心理的方案，才是減少誤解杜絕沖突的好方法。
另外養雞場也確實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比如現在的禽流感饑餓療法。這種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斷水斷料。這種方法能治禽流感嗎？顯然不能，但為什么它卻大量流行？從河北起家，幾年內傳了大半年中國？打個比方說，饑餓法給人治療禽流感，就是到重點監護病房，將一天花好幾千元到上萬元搶救的病人的輸液瓶和氧氣瓶子拔掉拉走，可以想見，病人用不了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就會蹬了腿。反過來說，這種方法能治了流感，那全世界的人醫還不喜出望外地跑到中國跟獸醫學習？饑餓療法的原產地石家莊，現在還有多少雞？已經不到鼎盛時期的10%了，石家莊的雞存欄下降90%的原因有很多，饑餓療法的貢獻也不少。很多養雞場的雞一饑餓，就出現大面積的死亡，甚至只能提前淘掉，而這種戶一般不會被人記住，但是如果有一戶“治療”成功，這家的事跡就會傳很遠。實際上大部分真正的嚴重感染流感的雞場，只要一搞什么饑餓療法，準完。而一些感染少或者沒有感染的雞場，做這個也是極大的浪費，饑餓療法的本質也就是一個強制換羽，其它它什么都不是。
造成饑餓療法情況流行的原因有多種：一是養殖者不信什么理論或者科學理論，眼見為實。我看到饑餓成功了，我就認為是對的，或者我認為饑餓療法是對的，那就是對的，中國人的思維一直帶有這種直接觀察粗加概括而既不深入到自然實質也不深入到精神實質里去研究的特征，這也是我國從根本上不能產生西方科學文明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部分獸醫也在隨著葫蘆打響瓢，聽說了甚至是聽養雞戶說了饑餓療法能治禽流感，自己舍科技常識而不用，甚至將此種做法推波助瀾式加以推廣應用。
　　
　　饑餓療法存在的另有其深層的原因，這不是雞場和獸醫的問題，一是普通的獸藥從根本上不能治療禽流感，一些用戶選擇饑餓療法，是對獸藥無能的反擊措施之一，“與其用多少獸藥也不管用，不如放手饑餓一博，成，我賺了，不成，我也沒有損失什么”，另一方面也是獸醫在萬般無奈之下的投降之舉，正如古語稱“賣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既然用藥也治不了，不如隨了養雞戶，自己也順道有個臺階下。

　　實際上這一點，恰恰暴露了養雞企業與獸醫應對禽流感的共同無奈，也突現了禽流感防控需要養殖企業與獸醫需要共同做出更大的突破。

　　第二種情況是，用藥時間和用藥量的問題。一些慢性病，有大腸桿菌、鼻炎和支原體之類，常常用藥時，病就輕一些，不用藥時，過一段時間，病又復發，還得用藥，有時疾病的反復，會將獸醫和雞場都搞得筋疲力盡，比如鼻炎這個病，怎么用藥也控制不好后，最后只能找一些好的疫苗來防疫一下。在此其間，一些雞場就會嘀咕：這個獸醫怎么總讓我用藥，用了一遍又一遍，而獸醫也會抱怨，每次用藥，剛用3天，鼻炎剛有減輕，你就讓停藥，停藥沒幾天，病又上來了，再用藥，再用藥沒4天，你又不用了，越治越難治，最后只能打打苗看看了。這里的情況就是，雞場看著病好了，雞的癥狀下去了，獸醫還總想再用藥，催著用藥，你想掙好多少錢啊，是否不安什么好心啊。而獸醫這方面，總會說，這個病纏手，用藥要多，時間還要足夠長，比一般病要麻煩，剛好應了雞場的懷疑。雙方甚至有時還會拌兩句嘴，這些情況的發生，從根本上說，還是獸醫與雞場的交流不足，對雞病的前因后果給雞場主的解釋不足，所以當個好獸醫，不光要自己將病看準，還要及時地與養雞場溝通，讓用戶充分了解，只有這樣，雞場才能了解疾病并理解獸醫，雙方才能減少不必要的猜疑。

　　第三，也是當前最急迫的問題是，隨著養殖的轉型與養殖規模的擴大，養殖風險和疾控費用也大幅提高，客觀上也提高了對獸醫的要求，比如降蛋究竟是新城疫引起的還是禽流感引起的，能否確診，如果不是禽流感，我能否及時地做新城疫苗，如果是禽流感，我需要用那個毒株的疫苗，如果現有疫苗不管事，能否給我做新的疫苗或者給我找到新的疫苗。反過來，隨著規模的擴大和各種費用的提高，對養殖場來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對于一些大型養雞場和一些大型種禽公司來說，是否配備了一些有實際經驗的高學歷技術人員，是否為這些人員配備了足夠的軟件與資金，還是僅僅出了個高工資其它軟件沒有，僅把高學歷人員當作炫耀的資本？看看兩場H7N9，就把一些擁有博士、碩士的廠家都打爬在地，就是這種情況。只在硬件上投資，而舍不得在軟件上下功夫，對于一些中小型企業也一樣，一些思想和觀念，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一定要跟著資本的變化轉化過來，否則風險太大。你不可想想，一個400萬只的雞場大損失一次，能象一個養300只雞的小戶那樣，輕易再養300只那樣，輕易地再養400萬只雞，就是有那個錢，一下子需要400萬只雞苗，也沒有那么大的孵化廠短時間內能供得上雛。

　　養殖業的主體是誰？當然是雞場自己，自己的疾控問題，比如禽流感的防控，只靠別人或某些機構，行嗎？這二十年的經驗早告訴我們，要本不行。但是，雞場為此進行了大的投入了嗎？顯然也沒有。以這種狀態能應對目前的疾病流行形勢嗎？顯然不行。鬧H7N9時，一統計損失800億或1200億，自己如果能從中拿出一小部分錢，就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企業拿出來了嗎？沒有。這個行業自己又出了什么招兒呢？一是給禽流感改名，不要再叫禽流感了。二是新聞不要報道了，給某些單位一樣，瞞報不報吧。三是為什么消費死人，我們養雞的不死。這種應對措施能解決問題嗎？顯然不能，一是不叫禽流感就能解決人們的疑慮了嗎？根本不能。二、瞞報不報這種事能放到桌子而上嗎？一旦曝光，不信任會更加加劇。三、誰說養雞的不死，甚至獸醫都死人（見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通報）。

　　所以這些不正確的應對必然不能產生正確的效果。從自身做起，及時地了解與防控疾病的風險，及時地與市場和消費者溝通，充分擔負起市場主體的主體責任，充分投入軟硬件建設，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中小型的養雞場也應該從大型企業該做的工作中吸取一定的有益經驗和教訓，轉變觀念，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誤解，減少一些很不必要的損失，爭取了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生存下來，并很好地生存下去，就是對自己的貢獻，也是對社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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