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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醫院里的醫生其實都不是真正的大夫了,你去看病就直接開檢驗單,然后用儀器給你看病,再給你開方抓藥。這儀器雖然“科學”,但實際上儀器看病是用統計學的方式進行分析疾病的,所以醫學上普遍都承認誤診率在30%以上。
這誤診的責任通常也會轉嫁到儀器身上,如果出了醫療事故通常都是由制藥公司來收場,如圈套般的治療體系讓人茫然不覺,有些無奈。
經常有人問我:“現在豬得的都是些什么病呀?”
我笑一笑回答:“精神??!”
有人問我:“現在人醫和獸醫有什么區別?”
我說:“人醫只會看數據病,獸醫只會看傳染病。”
現在人們特別的聰明,把常見豬病歸納為“五小體、六病毒、七細菌”,然后就組合一些抗生素藥物來殺滅和對抗這些病原,以為就是保健了。這種做法無異于人類的滅鼠大計一樣,至今也沒能把老鼠從地球上除去。
哲學家黑格爾曾說:“存在即合理”。干嘛總這么殺來殺去的呢?每當我看著豬場拼命的將抗生素、疫苗加大劑量使用時都覺得替他們不值。
大部分獸醫們治病和防病只知道外感的那些“五小體、六病毒、七細菌”,然后每一個病原建立一個研究項目,對著它鉆研,最終就成“鉆家”了。前年我去一個豬病的論壇會議上,聽到一個專家仍在用18世紀的“科赫法則”論證藍耳病的機理,即依據臨床癥狀的相似度、病例中相同的病原檢出以及接種再感染的方式來論病,其實早在20世紀初“科赫法則”就已經被取消掉了,意義早已不再。
現如今藍耳病疫苗的種類如此繁多,使用上各執一辭,就不難明白這些無意義的爭論其實是源于我們的獸醫學更新速度太慢以及商業利益的驅使所然。
“傳染疾病溫和化,群體疾病慢性化”是現如今豬病的臨床特點,診斷疾病更需要我們擁有一個全面觀察的思維。“唯傳染病”而防治的觀念也已逐漸失靈,作為一個新時代的獸醫臨床工作者,動物的內傷問題也更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舉例說明吧!
問:“高血壓、腦血栓傳染嗎?”你肯定說:“不傳染”。
講個故事,我的爺爺是腦血栓去世的,我爺爺的哥哥也患有腦血栓,我的二伯前年確診有輕微腦血栓,我父親現在也特別的害怕這事。你肯定又說:“這東西遺傳??!”那么我告訴你,我們家族到我這一代人兄弟們共七人,莫說是腦血栓了,現在連一個高血壓的都沒有。你還說遺傳病嗎?
其實這里有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居住的環境、生活習性等等,30年前我們家族都生活在一個村莊,飲食、飲水、勞作等等都是一樣的,甚至我父親、大伯們的脾氣都一樣,得一樣的疾病就一點不奇怪?,F在我們這些兄弟們都在外發展,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和生活圈,每年小聚一下時都會發現,我們的性格、膚色、談話語氣都大有區別,這些外在的條件因素改變了我們內在身體的體質情況,從而那些所謂的“家族遺傳病”也就大大降低了。
豬是群居動物,吃、喝、住都是一樣的,各種病癥再相似都不足為奇,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判定這其中哪些是外感,哪些是內傷。我大概有六七年不吃任何動物的內臟了,因為職業的問題,根本吃不下去。近兩年來的豬生病,你不難發現有些特別之處,比如不高燒了、不喝水了、藥都失靈了,解剖開全是各種臟器的衰竭,如胸腔積水的、肝臟發黑的、腎臟腫大的。二流的獸醫還會很單純的在這些高度受損的臟器上尋找他想要的出血點、潰瘍灶等等,然后告訴你這個病是某某病毒、某某細菌,最后再給你開個殺滅這些的細菌或病毒的藥,至于結果各安天命而已。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那句話:“以眼還眼,只會讓這個世界更盲目”。通過這幾年人們對疫苗使用的普及,烈性傳染病的流行日益減少。雖然2014年整年的行情低迷,但豬場們很少有舍棄疫苗免疫程序的行為,所以2014年疫情方面的控制相對是非常平穩的。再生病時還是建議內外因綜合分析,想清楚了再開方下藥。
說到內傷,其實就是內臟的損傷,我們祖國中獸醫學歸納的非常完善,即“肝、心、脾、肺、腎”這五個系統。在2004年以前豬如果生病了,記得我師父還會提到“潛伏期”的概念,解剖開以后你的確是可以看到明顯的一些病變癥狀的,而現在有些病例你就幾乎別想通過解剖來判定。
舉個例子吧!一群豬生病了,食欲下降、飲水減少、體溫不高、皮膚不變顏色、精神狀態還貌似很好,你的診斷靠什么?直覺!絕大部分獸醫都是靠這個來看病的。要是確診不了,他就會解剖一個,解剖以后你肯定會看到這個豬的肝臟不是變黑就是腫大,腎臟不是出血就是變性,內臟器官基本上都是實質性病變。那么你覺得這個病潛伏期是多少時間呢?三天?還是三個月?你要是說三個月,豬場老板肯定質疑你的水平!你要是說三天,捫心自問真的是三天那么簡單嗎?
如今的飼料毒素、抗生素毒素、水質污染、環境污染、空氣質量、運動空間、暴力管理等,這些東西對當代疾病的影響遠遠大于外感病原,各種毒素的淤積以及內臟器官實質性的損害成為了各種病原伺機侵襲的漏洞,簡單點說就是病毒細菌們替我們背了黑鍋。
防病治病,先理內傷,再調外感。這也是傳統醫學“三分治,七分養”的精旨所在。
作者 胡本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