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幸穗 顧佳升 張蘇

非常具有歷史韻味的是，我們關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奶業發展的論述，是從毛澤東案頭上的一疊關于乳品短缺的人民來信開始的。

新中國長達2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建設實踐，為奶業發展夯實了基礎。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接二連三的劇烈政治運動，經濟建設大起大落。這對奶業同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和損害。

不過，在當時，牛奶及其制品的消費者主要是城市社會上層及嬰幼兒，此外還與政府的物資特供、援外等制度有關，因此，乳品具有某種“政治食品”的屬性。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以及“文革”動亂來臨時，我國奶業都得到了“政策傾斜”的庇護和物資分配的照顧，減少了在災害中的損失。每次災后也都得到較快恢復和發展。

對于奶業這類社會需求高度分散的產業，過高比例的國營計劃管理，在實踐中常常會遇到許多政府不易調控的難題。歷史的發展軌跡證明，多少年以后，我們不得不用“改革開放”來“撥亂反正”，把發展奶業的重任還給社會和市場。但是，我們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包括奶業在內的整個國家經濟遲緩了至少20年。

1958年的中國奶業在中國奶業發展史上的地位非同尋常。因為此后很長時期的奶業發展道路，以及后來這條“奶業之路”上所發生的曲折坎坷，都與這一年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影響甚為深遠。

1958年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之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這些在中國經濟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經濟事件就發生在“不平凡”的1958年。在“大躍進”浪潮中，全國農村一哄而起，大辦人民公社。在沒有經過試驗試行的情況下，動用強大的國家行政力量，只用了一個多月就在全國“基本實現公社化”。全國7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幾乎在歷史的瞬間就被合并成2.6萬個人民公社。

1958年另一件影響至今的重大事項是頒布了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當年1月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戶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城市間人口流動，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筑了一道高墻，確立了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

以上兩件“國家大事”對于中國奶業發展的影響，恐怕還得留待后世的歷史學家去評論、去撰述。因為只有在事過境遷、物是人非之后，只有在當年奶業領域的親歷、親見、親聞的“當事者”成為“局外人”之后，歷史才能道出奶業領域鮮為人知的故舊往事，才能以秉筆直書的心態寫出中國現代奶業史。

毛澤東批轉乳品短缺的人民來信

平心而論，1958年的日歷翻過“元旦”這一頁時，國內的奶業生產和乳品供應并沒有發生任何異常，“大躍進”、“浮夸風”所造成的危害應當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有統計資料表明，我國的乳品生產量，1952年是624噸，到1957年底的產量是10436噸，五年間增長了近17倍，發展的速度不可謂不快。(作者注：數據來源于1958年輕工業部食品局長朱康在全國利用耕牛擠奶現場會上的發言提綱。1957年的乳品產量有不同的統計口徑數字，當年商業部的數字是10846噸。朱康在發言稿中特別說明他的數字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可是，為什么廣大群眾對市場的乳品短缺的感受如此之深，以至于事情的嚴重程度需要向國家最高領導人投訴呢？

1958年主管廣東省奶業生產的負責人在“廣東省第一屆乳品專業會議上的報告”中，有一段明了而精辟的表述，回答了上述的問題：“解放以來，我國的乳品工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但是由于原來的基礎差，底子薄，雖然比解放前有了大的發展，還是遠遠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農村兒童入了托兒所，婦女參加了勞動，城市就業人口也大量增加，迫切需要解決兒童乳品問題，所以有的地方乳品供應不足，小孩體質弱，母親不能安心生產。據衛生部門調查，北京郊區因缺乳，許多兒童患軟骨病，四歲小孩天門未閉，三歲小孩還不會走路。廣東雖然未作調查，但缺乳的情況也很嚴重。如不很好解決，不僅影響婦女勞動力的解放，還會造成兒童營養不良、多病，直接影響第二代的體質。因此，大力發展乳品工業不僅是一項經濟任務，也是一項政治任務”。

廣東奶業領導人的報告，不僅道出了乳品短缺問題的嚴重性，也說明了為什么人民會直接給國家主席寫信，以及為什么毛澤東收到來信后立即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商量，將發展奶業生產的政治任務批轉給有著“延安大生產”經驗的開國將領、時任國家農墾部長的王震將軍。

一瓶尋常的“牛奶”已經成為影響“革命后代健康成長”、影響億萬年輕母親安心工作和勞動的“國家政治大事”。

當年給毛澤東寫信的那些年輕母親們，如果今天還能看到我們所寫的這段歷史，當是耄耋壽星了。讓她們當年萬萬想不到的是，貿然向毛主席反映買不到牛奶的來信，成了奶業發展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情，過去沒有過，將來也不可能再有了。

由國家主席直接過問“飲奶食酪”這類家常小事，這本身就是“喜憂參半”的事情。喜的是，人民買不到奶，孩子喝不上奶，直接向國家領導人反映，向政府反映，說明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在人民心中受到高度信任。憂的是，世界上確實沒有過由國家元首批示“牛奶生產”的事情。這種事應當由社會自行去解決。如果這類“小事”都必須由國家最高領導人親自批示解決，只能說明我們的經濟制度設計發生了問題。批示只能解決燃眉之急，是權宜之計，不可能最終解決像“乳品短缺”這類本該由社會和市場解決的問題。

王震受命時的奶業格局

作為一個久經沙場的開國將軍，王震接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發展奶業的批示時，一定會習慣性地面對中國地圖，靜靜地思考怎樣打贏“增加乳品供應”這場硬仗。展現在他面前的這幅中國奶業分布版圖上，畫上了許多斑斑點點的紅五星，那是已經建立了奶牛場的地方。令他高興的是，全國的大中城市，很少留下空白。

有人作過一份不完全的統計，1958年時，我國的國營奶牛場已經有了一長串的名單，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直轄市和部分城市的國營奶牛場之外，還有：遼寧沈陽輝山畜牧場、塔山畜牧場、鐵嶺種畜場、錦州畜牧場、大連奶牛場，吉林長春市畜牧場、農大奶牛場，黑龍江紅色草原牧場、哈爾濱松花江奶牛場、香坊農場，河北蘆臺農場、保定畜牧場，山西太原農牧場、大同奶牛場、山陰農場，陜西西安草灘農場、奶畜公司第一奶牛場，內蒙古呼和浩特大黑河奶牛場、包頭黃河奶牛場，寧夏平吉堡奶牛場，甘肅蘭州段家灘奶牛場，青海西寧奶牛場，新疆呼圖壁種牛場、五一農場，山東濟南乳品公司奶牛二廠、青島畜牧公司李村奶牛場，安徽合肥保健奶牛場，浙江杭州牛奶公司奶牛場，廣東廣州畜牧場，云南昆明農墾奶牛場，等等。還有部分集體奶牛場，如規模較大的河北省石家莊市奶牛場、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奶牛場等等。

這一年，根據當時主管食品工業的最高行政長官、輕工業部食品局局長朱康“在全國利用耕牛擠奶現場會上的發言”，1957年，我國有奶牛18萬頭。朱局長在發言中特別聲明，這個18萬頭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因為當時對我國的存欄奶牛的統計數字還有14.5萬頭、15.98萬頭等。

以朱局長的官方數字為準，以全國解放時我國有奶牛10萬頭為基數， 9年間增長了八成。但是，與日益增長的乳品需求相比，這種狀況顯然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

為了說明乳品供應短缺的嚴重性，朱局長在他的講話中還從國際的視野上作了比較：1957年全國牛奶產量15億公斤，人均只有2.5公斤。而當年蘇聯的人均鮮奶為245公斤，新西蘭為205公斤，瑞士為200公斤，美國為136公斤，英國為147公斤。這位負責食品供應的官員最后的結論是：“這說明我國的乳制品奶產品還差很遠！”

王震將軍接過奶業軍令狀時的全國奶業格局，最簡單的表述可以歸結為一句話：1958年初，全國共有奶牛18萬頭，年產牛奶15億公斤。

這個奶業數據作為客觀存在的經濟基礎不可能更改，而作為上層建筑的政策資源是否能給王震將軍助一臂之力？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也不容樂觀。

首先，18萬頭奶牛分別屬于國營、公私合營和人民公社集體所有。三種體制的奶牛比例大致是6 3 1。國營占有奶?？倲档?0%，公私合營有30%，農村集體有10%。按照1954年頒布的公私合營的政策規定，公私合營的奶業企業的資方股息以每年5%的比例提取，提取完股息后自動轉為國營。如果從最后完成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的1956年算起，到1963年就全部提取完畢，所有公私合營企業自動完全轉成國營企業。實際上，后來的發展遠比政策設定的年份要短，許多的公私合營企業在1958年就已經轉制了。最終，我國奶業的所有制結構是：90%是國營企業，10%是集體企業。對于奶業這類高度分散的社會需求和產供銷數據瞬息萬變的產業，過高比例的國營計劃管理，實際上很難運營。國家如果要改變奶業生產或分配的某項計劃指標，就會出現當年社會上流行的“順口溜”的情況：“隊報社，社報縣，一直報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層層傳達回到縣。公社開完動員會，回到村里又過年”。由于產業計劃管理的鏈條過長，調控的層次過多，不僅減弱了行政效率，而且經濟信息在統計傳遞過程中也會發生失真、扭曲的情況，降低了計劃管理的有效性和時效性。

其次，1958年頒布的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對奶業發展的直接影響也很大。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城市間人口流動，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筑了一道高墻，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奶業具有“亦城亦鄉、亦牧亦商”的特點，它天生就是城鄉結合的產物?，F在以戶籍管理的制度藩籬，人為地將它從城鄉之間拆開，失去了城鄉聯系的中國奶業，已經不是正常的“兩條腿走路”，而是一條粗一條細，一條長一條短。很難設想，沒有數以億計的廣大農民參與的奶業生產，能夠發展成滿足幾億人飲食需要的健康產業。事后經驗表明，直到改革開放以前，雖然國家每當乳品供應緊張時，經常會想起并動員農村社隊加強奶業生產，但是始終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廣大農民無法越過因戶籍制度造成的經濟藩籬。

第三，國家為了加快建立強大的工業體系，將原來的“農、輕、重”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合時宜地轉變為“重、輕、農”的次序。經濟棋盤上的這幾粒棋子的位置改變，對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的影響，無論怎樣評論都不為過。因為，重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需要大量的財富積累。而新中國從一窮二白中走過來，當時還不足以形成快速發展重工業的基礎和條件。過快發展重工業，全民大煉鋼鐵，必然會削弱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結果造成農產品供應短缺，生活用品緊張，最終釀成了一個長達三年的“困難時期”。顯然，三大產業位置的改變，對奶業生產也造成了不利影響。

以上分析了從1958年開始的許多經濟政策對奶業發展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此后我國奶業仍然在艱難中蹣跚前行，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橫在“奶牛司令”王震將軍面前的“中國牛奶之路”，肯定不會是一馬平川、千里坦途。

動員全國力量發展乳品生產
奶業是社會生產與動物生產相互作用的產業，因此同時受到社會規律、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制約。別的不說，光是奶牛的繁殖生長就需要滿足生長發育的生產條件和時間條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牛生犢，犢成牛，牛產奶，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大規模的發展更需要很多的社會經濟條件。而毛澤東在1958年的批示并沒有留給奶業領域的主事者們那么多等待的時間。顯然，等待18萬頭奶牛的自然繁殖增長，無論如何也完不成毛主席交待的“政治任務”了。于是，人們用各地大量孕育期的耕牛來擠奶。這是一個“近水解近渴”的應急良策。
1958年初，由國家農業部、輕工業部、第一、第二商業部聯合在浙江瑞安縣召開了“全國耕牛綜合利用現場促進會”。歷史已經不知道是誰最先提議并發起這個“全國第一次”的耕牛擠奶促進會。我們更關注的是這次會議的宗旨，將奶牛擠奶擴展到耕牛擠奶，可以在短期內實現擴大奶源供應的目的。今天看來，召開這個會議的動機，實在妙不可言。
在這次會議上，農業部畜牧獸醫局韓一均副局長有一份“在全國利用耕牛擠奶現場會上的講話稿”留在了歷史檔案里，這使我們能夠知道會議的內容和解決的問題。韓局長說：“這次會議是農業部、輕工業部、第一、二商業部聯合召開的。這是全國第一次耕牛綜合利用現場促進會。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參觀學習浙江省瑞安縣黃牛、水牛役用擠奶綜合利用促進耕牛繁殖的經驗和農工商三個部門互相協作，促進畜牧生產大躍進的經驗。”
韓局長最后還講道：“農業部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發展畜牧業的意見。目前全國牛乳年產僅15億公斤，人均只有2.5公斤。隨著工業城市不斷發展農業生產合作化后廣大婦女參加勞動，城鄉各地對奶品的要求愈來愈多，因此大力解決牛奶問題就成為今后的重要任務之一。目前各地區已注意發展奶牛，提出黃牛以乳役兼用型改良。水牛進行本品種改良，采取綜合利用增加乳產品，改良人民生活。根據瑞安的經驗，養一頭本地母牛，實行役乳兼用，一般一頭?？蓴D奶1000斤，一年即可增加收入140-170元。江蘇川沙顧東農業社，1957年養56頭役乳兼用的黃牛，除繁殖小牛收入不計外，單是售奶收入就占農業收入的30%，一般每頭?？僧a奶2700-3600斤。” 從這位來自農業部畜牧局的官員的講話中可知，政府已經在動員全國農村和農民的力量來發展奶業，而不僅僅局限在那些國營的奶牛場里。
接著講話的是輕工業部食品局局長朱康。他說：“目前，我國有乳牛18萬頭（國家統計局數據）。但是，如果利用我國現有的役用母牛中的50%來擠奶，每頭年產平均500公斤，一年就可產鮮乳525萬噸。而目前我國的牛奶產量僅150萬噸。因此推廣耕牛擠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問題。”
這次會議之后，各省以“政治任務”的方式開始抓緊落實“耕牛擠奶”的精神，以實際行動發展本地的乳品生產。
例如，廣東省在會后立即召開了“全省第一次乳品生產會議”。在這次會議的主旨報告上，廣東省針對當前乳制品工業存在的問題和任務，提出了解決乳源供應的措施：主要是通過搞役、乳、繁綜合利用。全省有各種牛433萬頭，其中母牛174萬頭，可拿出40萬頭綜合利用，以30%出奶計，就有12萬頭常年產乳，每頭以每天產3市斤計算，一天就有180噸，全年應有64800噸，用以生煉乳，可產26000噸，比全國當年生產任務21000噸還要多出5000噸；用來產奶粉，可產8100噸，比當年廣東省計劃的1885噸多3-4倍。同時還可增加公社收入，工農兩利，一定會得到公社的支持。
會議還介紹了廣東省高要縣星巖乳品廠的經驗。該廠與當地人民公社掛鉤，派出技術人員幫助公社解決技術問題，建立了30多個役乳兼用的奶牛場，解決了乳源，上半年乳制品產量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5倍。這個經驗證明，只要措施得當，乳源是能夠解決的。
此外還介紹了廣東省新會縣圭峰山農場的經驗。這個農場的本地水牛原來每天只產奶3斤左右，后來與印度水牛雜交配種，其改良一代一天產奶量增加到12.5斤，二代改良種每天產奶達到20-25斤；第三代更達到35-40斤的高產水平。會議對圭峰山農場的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可見良種選育非常重要，各地要加緊做好，為今后的乳業大發展打下基礎，為長遠發展做好準備。此外，也要加快發展乳牛、乳羊，注意改良品種”。
從浙江、廣東的經驗看，當時采取的利用部分孕育期耕牛擠奶的辦法，是可以緩解乳品供應緊張局面的?？墒?，令人遺憾的是，1958年國內的經濟局勢，完全改變了經濟運行的正常航向，在偏離了的航道上高速前行。結果跑得越快，偏離目標越遠。上面這套“耕牛擠奶”的好辦法不僅不能推行，連國營奶牛場的正常生產都不能維持下來。一場經濟災難正在悄悄向全國人民走來。

奶牛場“離城遷郊”大轉移
解放后，除了對全國奶業系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外，另一個實質性大動作就是“離城遷郊”大轉移。
我國近代奶業的興起，是在城市近郊甚至城中村逐漸建立起來的。由于當時城市交通條件的限制，牛奶場與城市消費者的距離必須在送奶人步行或者馬匹能夠便捷到達的范圍內。因此當時選擇城郊建奶牛場是符合行業特點的。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1958年大力發展工業以來，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市政建設大規模擴容，對環境衛生條件要求的提高，等等，都要求原來靠近城市的奶牛場遷移到郊區甚至遠郊縣鄉去。
最早啟動奶牛場遷郊行動的是重慶市。1953年，解放不久的重慶市就提出了市區奶牛場的場址遷移問題。市政建設委員會決定，在不妨礙工業發展及市政建設的情況下，動員奶牛場遷往所劃定的適當地區，遷入的新址要適當照顧供銷方便，要與重慶市牛乳業公會充分協商，并協助解決舉遷中及舉遷后產銷上的困難。
1956年，天津市在奶牛合作化運動中，市委農村工作部提出了解決奶牛場在郊區建場的問題。當時天津市的奶牛多在市內飼養。據統計，市內有1730頭，郊區有656頭。由于市內牛場場址狹小，設備簡陋，牛糞不能及時清除，人牛雜處，影響衛生和人民健康。市委農村工作部提出，全市最少需要在郊區集中建設4個奶牛場，呈請市政府在奶牛場遷移建場的基地選擇和建場資金方面給予解決。
奶牛業遷往郊區與合作社或國營農場合營的好處是：一、奶牛業全部從業人員均得到妥善安置；二、可以立即著手開展奶牛場合并和遷移郊區的工作，這對城市的衛生防疫和改變市區面貌都有很大好處。三、奶牛業歸農后，農業社和農場就可以解決奶牛業的飼料和放牧問題。誠如天津的奶牛遷郊報告所說，奶牛場離城遷郊是必然選擇，早遷早得益，早遷早發展。
也是在1956年，首都北京開始將公私合營北郊畜牧場分散在市內東四、西四、宣武等區的奶牛共400余頭遷往郊區。為了將市內的全部奶牛遷出，市農林水利局決定在北郊畜牧場附近的平西府建立一個分場。這樣既能就近解決飼草的供應，又便于畜牧場集中管理。市財政為此安排專項搬遷經費25萬元。
公私合營北郊畜牧場遷郊成功，取得經驗后，北京市有關部門再接再厲，于1956年6月，將散布市內宣武、崇文、前門、西單等處的城中奶牛場，北至德勝門，南至東鐵匠營，西至廣安門外，東至花市大街小市口，共有奶牛養殖戶229戶，1914人，全部動員遷往郊區建場。
檔案記載，1956年，北京市內奶牛場的遷移去向分別是：曙光社所屬的奶牛384頭由市內遷往西紅門；晨光社全部遷回鹿圈鄉；紅星社在市內有24個牛場飼養點，合并后整體遷往地處低洼鹽堿地的南郊。三個社共遷出奶牛880頭。
執行上述搬遷方案時，北京市相關管理部門注意幫助解決了如下問題：1.對于奶牛戶中需要加以適當安排的人物（如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和專長于經營管理的人士等等）由市區有關部門協助各社分別予以適當安排，使其各得其所；2.奶牛戶遷出城后，準予保留在城里所享受的油票布票等待遇標準，并在子女轉學、租賃或修建房屋安家立業等方面提供幫助和資助；3.對于少數不愿參加合作社的奶牛戶，亦歡迎其實行公私合營，合營后，再由國家將其遷移到郊區，交給合作社代管。
北京市將市內奶牛場遷移郊區的成功經驗為全國樹立了樣板，立即得到上海等城市的響應。1958年初，國營上海市牛奶公司所屬共有17個奶牛場，其中國營7個，合營10個，有牛群8560頭。除國營二、六、七牧場已在郊區外，其余處于市區或城區近郊（國營4個，合營10個），共有牛5400頭。有的甚至分布于江寧、長寧、徐匯、閘北、提籃、榆林、東昌等市民稠密之區。合營的10個中心奶牛場分布于市內125處。合營前，多數飼養戶是家場不分，場地狹小，建筑簡陋。合營后，仍留在原地，很少變動。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部分工商業用地的需要，上海市商業局向市人民委員會提交了“呈請將市區牛群緊急外遷的報告”。此時，正好遇上國務院公布將原江蘇省管轄的川沙（1990年后改為浦東新區的一部分）、南匯（2009年南匯區被劃歸浦東新區）、奉賢、金山、松江、青浦、嘉定、寶山、崇明等縣劃歸上海市的決定。為上海市的奶牛場遷郊提供了大片的郊區空間，使市區的奶牛場遷往郊區的計劃順利得到實現。與此同時，上海市區機關還組織干部幫助國營奶牛場赴海灘圍墾，建立農場新址，如五四農場、東風農場都在這個階段創辦了奶牛場。
接著，上海市委發文，要求尚未搬出市區的牧場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批遷郊。按小牛遠遷，奶牛近遷的原則，小牛飼養場遷往奉賢、崇明等地的國營農場；現屬牛奶公司經營的奶牛，除二、六、七等三個牧場仍舊歸牛奶公司經營和領導外，其余就地下放和遷建。具體安排是：一牧場二牧場下放寶山；浦東牧場下放浦東縣，哈密路的三星牧場下放上?？h，特級健康小牛下放奉賢、崇明、南匯農場，共計1300頭。成奶牛分別遷往嘉定、青浦、松江、奉賢等地。
就這樣，在1958年前后，全國各地的城市近郊及城中村的奶牛場基本完成了“離城遷郊”大轉移。
由此我們想起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60年代初，港英當局也有過奶牛場“離城進山”的徙置轉移行動。他們動遷的全部奶牛只有3500頭，可是前后用了五年時間。為此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徙置委員會”，一場一戶地進行遷移談判，敲定政府的賠償和補助條件；然后再與遷入地的居民和基層政府談判，承諾政府給予遷入地的環境衛生和交通改善的條件。如此等等。也許，當年參與奶牛場遷移工作的香港公務員，每當與養殖戶的談判陷入僵局時，一定會在心中感嘆，還是社會主義好。

奶牛飼養納入國家計劃管理
奶業系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特別是1958年“二五計劃”開始以后，具備了國家對全國奶業進行計劃管理的基礎和條件，在“一五”期間，奶業還是私營為主，國家無法對它進行“計劃”管理。在這個意義上說，1958年，才是中國社會主義奶業計劃管理的“元年”。
為了實行對奶業的計劃管理，需要有一套管理的辦法和制度，這就是平時所說的“建章立制”，有規矩才能成方圓。檔案中看到，從1956年開始，各地政府就相繼制訂了內容大同小異的奶業管理制度和辦法，其中最完整系統的是北京奶牛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畜牧場乳牛飼養管理制度、乳牛場防疫制度與獸醫工作制度、配種工作制度、配種操作制度以及種公牛的飼養管理規則、成乳牛的飼養管理規則、產牛的飼養管理規則、犢牛的飼養管理規則等。這些非常具體的針對性很強的制度和規則，完全是以國營的奶業公司為對象而制訂的。這對于奶業的技術進步、技術推廣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只是1958年以后，接著發生三年困難時期，國家經濟生活進入非常狀態，奶業的管理也無法按照常規化的制度安排進行。因此，這些被存放在檔案館的鐵皮柜子里的奶業管理條文，很難說曾經在實踐中被應用過。如果不是為了編寫《中國奶業史》，也許它們只能像卷宗封面所寫的那樣，被“長期保存”下去，永遠沒有人知道它們的存在。
當然，也有一些在當時即發生效用的管理措施，例如，1958年山東省農業主管機關直接向省屬的國營奶業單位發出指令：青島畜牧場、濟南畜牧公司、濟南乳牛場、山東農學院、泰安畜牧獸醫學校、煙臺農林科研所：為了實現我省提出的農業發展規劃，各場必須積極培育純種公牛：一、各場出生的凡有培育前途的乳用公牛，一律留場飼養，4-5月齡后按我廳調撥計劃，分別調出。二、各場需將計劃出場的乳用公牛的頭數、品種、售價（按成本）等成本詳細列表報廳，以便適時計劃調撥。三、凡按時報送計劃而不能調出者，造成的積壓損失由我廳處理，不按時報計劃者損失自負。四、為提高種公牛的質量，各場必須認真加強牛犢的飼養管理工作。保證全生、全活、全出場。
1956年6月18日出臺《上海市牛奶公司1956-1967年上海市乳牛事業生產發展規劃（草案）》。其后的數年內，由國家投資，擴建了第三、第六牧場，設計新建第七、第八、第九牧場。經兩年多施工籌備，占地375畝、養牛2000余頭、號稱遠東規模第一的第七牧場于1958年建成投產；位于長江岸邊的第九牧場于1960年投產。以后，公私合營牧場通過“贖買政策”，逐漸被轉化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牧場。1960年代形成了由上海市牛奶公司統一管轄的10個飼養規模千頭左右的奶牛場。
上海市牛奶公司成立后不久，就開始積極推行一系列技術革新措施，如（1）大力推廣奶牛人工授精技術。（2）建立牛籍卡檔案制度，開展牛群整頓，品種與生產性能調查，奶牛良種登記和育種工作。（3）制定頒布多部技術操作規程；公司在淮海中路建立飼料加工車間，統一生產奶?；旌暇?，供應給各牧場。（4）學習采用蘇聯奶牛飼養標準，提出1959年《上海市牛奶公司奶牛飼養標準》（以后又派生出“日糧定額”、“產奶與生長發育要求”以及“上海市常用飼料營養成分表”等規章）。（5）1955年公司前身引進蘇聯制72型三節拍桶式擠奶機，在第二牧場使用；1957年逐步在其他牧場使用。為了盡快實現奶業機械化，1958年公司成立了“上海市牛奶公司乳品機械修配廠”。1958年9月經上海市農業、牧業委員會批準，上海市牛奶公司組織下屬單位的科技力量，成立上海市奶?？茖W研究所。
以上就是奶業國營化以后的管理規章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奶業的管理制度是完備的和可操作的。如果這套辦法后來不是因為許多政治運動的干擾而改變，今天的奶業史將是另外一種寫法。

（作者曹幸穗系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副理事長、作者顧佳升系上海奶業協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作者張蘇系中國農業博物館館員。周知秋編輯，工作郵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