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資興市生豬養殖大戶朱忠躍改行做起了干魚加工。

　　今年年初，響應地方政府的號召，為保護東江湖水源，他主動退養了600多頭生豬。

　　作為全國生豬養殖大省的湖南，這一行業似乎日漸不受政府喜歡。

　　湖南省規定，為保護水源，湘江流域庫區1公里范圍禁止生豬養殖，干流500米內禁養生豬。對于離不開水源支持的規?；B殖場來說，在流經湖南省6個地市的湘江流域實施的限制性政策，無疑給蓬勃發展的生豬產業當頭一棒。

　　今年5月，記者在資興市白廊鄉白廊村了解到，村里效仿朱忠躍退出生豬飼養的，還有20多戶。之前滿地的養殖污水、刺鼻氣味，現在已經沒有了。

　　資興市環保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生豬養殖一直是資興市白廊、興寧等湖區鄉鎮的支柱產業，最多時年出欄10萬頭以上。生豬養殖在帶動移民增收的同時污染了東江湖水質。去年10月至今，東江湖流域有78個養殖戶主動退養了1.6萬多頭生豬，轉型從事農家樂、果樹種植、農產品加工等行業。

　　按當地政府的計劃，到今年12月底，禁養區內的369個生豬規模養殖場將全部完成退養。如此，東江湖周邊每年將減少生豬養殖8萬余頭，每年可減少COD(化學需氧量)排放2880噸、氨氮排放144噸、總磷14.1噸。

　　“減豬”行動不只資興獨有。過度養殖帶來的污染迫使許多地方政府開始著手將規模養殖戶“趕走”。

　　作為全國生豬生產大縣的長沙縣，其力度和示范效應，頗為引入注目。

　　數據顯示，2007年，長沙縣生豬年出欄達228萬頭，2008年生豬出欄數達375.5萬頭，生豬養殖密度居全國縣(市)之首，一度成為“全國第二大生豬調出大縣”。北部的福臨鎮更是“家家有豬舍，戶戶養豬忙”。該鎮的古華山村，僅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養殖高峰期生豬年出欄總量高達10萬頭，甚至超過了湖南一些山區縣的養豬總量。

　　據長沙縣環保部門測算，養一頭豬日用水量達0.05噸，排出廢水0.04噸，其碳排放量相當于同期19個成年人的水平，縣里最高峰時期豬糞尿日排放量超過1.5萬噸。在古華山村，與年存欄10萬頭生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生豬糞便產生的氨氮含量超標11倍，超出土地等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15倍。豬開始變得養不起了。

　　2010年，長沙縣出臺了《畜禽養殖退出轉產扶助鼓勵暫行辦法》。

　　福臨鎮黨委書記唐鋒稱，據縣里的種養規劃，鎮政府與110多戶簽訂了禁養協議，與860多戶簽訂了限養協議。

　　根據協議，禁養戶、限養戶拆除欄舍均可獲得數額不等的轉產扶助資金。

　　推行這一政策后，仍有部分村民并未嚴格按照協議履行義務。于是，福臨鎮政府將一批簽訂過協議、超養規模又較大的養殖戶告到長沙縣人民法院。

　　今年2月中旬，長沙縣委書記楊懿文透露，生豬養殖污染的治理，地方已經無法承受?？h里將加大力度，嚴格依據新環保法的要求，對規模養殖戶進行勸退、轉行。對拒不履行者，將依法起訴、執行。

　　而長沙的另一生豬重要產地瀏陽市，也越來越關注“生豬養殖造成的環境污染、污染物排放總量的控制差、減排壓力大的現象”，嚴格監管生豬養殖排污工作，關停拆違規生豬養殖場。

　　僅2012年，該市就已完成治理635戶、面積28萬平方米，關停違規排污養殖場230個、拆除違規養殖場84個。

　　環保達標抑制“豬快長”

　　生豬養殖污染的問題并非湖南獨有。

　　環保部和農業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畜禽養殖業的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別達到1184萬噸和65萬噸，占全國排放總量的比例分別為45%、25%，占農業源的95%、79%。

　　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專家、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吳根義曾受命去多個省份調研。5月13日，他告訴記者，在中國一些地區，畜禽養殖業污染已超過居民生活、鄉鎮工業，成為農業農村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

　　作為“十三五”農業減排規劃的參與者之一，吳根義指出，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資料顯示，在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中，畜禽養殖業COD排放產量已經占農業污染源總量的96%，超過全國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成為污染源之首。其產排污量削減與控制技術成為目前環境領域的重大技術挑戰，也是我國農業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發展的瓶頸。

　　農業環保治理給生豬養殖明顯帶來利空。

　　吳根義解釋，工業化治理養豬污染實現達標排放的方式，在操作中有極大難度，受限于養殖的低利潤，用工業化治理方式，按照國家排放標準，每噸水處理需20元，一個萬頭豬場的水處理費用就是天文數字，沒有哪個養殖戶或者企業能付得起這么高的成本。

　　而由于無法承受污水治理的成本，養殖戶日漸面臨被依法“擠出”的危險。

　　據統計，目前，長沙縣的生豬年存欄數控制在130萬頭左右，是高峰時期的6成。

　　來自湖南省政府部門的數據顯示，作為全國生豬調取大省、出口量位居第一的湖南，2015年上半年生豬出欄增長、存欄下降。其中能繁母豬存欄425.2萬頭，同比下降1.2%。上半年全省監測的1431個散養小區的生豬散養戶同比下降11.1%。

　　多重因素可能導致豬肉價格快速反彈

　　進入2014年以來，湖南生豬出欄價格一路走低，且今年的下滑速度更快，創出近幾年來的最低價格。去年12月底生豬出欄價格為15.83元/公斤，1月跌至13.63元/公斤，到4月底跌至谷底，僅為10.97元/公斤，創近年來最低價格。

　　短短3個多月時間生豬價格下跌總幅度達30.7%，養殖戶自繁自養的一頭肥豬從盈利200余元轉為虧損400元以上。進入5月份，價格雖然出現回升，達到12.61元/公斤，但從豬糧比價來看，仍然低于6∶1的盈虧平衡線。

　　曾在湖南農業大學任教的一位研究人士表示，能繁母豬存欄的情況決定未來一年左右的生豬市場供應情況。受生豬價格持續低迷和新環保法實施、不少豬場面臨拆遷的影響，不僅湖南，全國能繁母豬存欄量同比下滑已達13個月。

　　2014年11月，國內能繁母豬存欄跌破4400萬頭大關，環比下降1.2%，同比下降12.1%，為有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點。同時，國內二元母豬市場報價自2013年年初以來持續處于下跌趨勢，價格已跌至有數據統計以來的區間底部。

　　“產能持續淘汰時長已達18個月，物極必反。我們判斷，9月中旬以后，生產結構調整效果將開始顯現，生豬供應量可能轉向偏緊，同時豬肉消費將迎來季節性回暖，生豬價格應該進入上升通道。”該人士稱，僅高居不下的飼料成本和不斷增加的環保投入，就會讓豬肉價格往上走。

　　豬肉與環?？煞窦娴?/p>

　　吳根義對于地方政府“減豬限污”的做法并不支持。

　　他說，農業的污染，尤其是畜禽飼養污染有其不同于工業污染的地方：一是污染往往集中在經濟不發達的鄉村，二是農業污染不像工業污染具有急劇性影響，也不能簡單地像關閉污染工廠一樣趕走養豬戶。這是因為農業種養關系民生。“如果各地都不養豬，豬肉的價格會大漲，CPI也會速上升。”

　　他認為，從地方政府看，生豬飼養帶不來多少稅收，與財政關聯不緊。但生豬養殖畢竟是關系民生的大事，對于治理養殖污染不能只做“減法”，而應從農業持續發展的角度著手。

　　吳根義說，農業養殖污染突出的矛盾主要體現在種養不平衡上。以前生豬以散養居多，養四五頭豬，種幾畝地，豬糞可以做有機肥使用。如此，在一定區域內，種植農作物與飼養畜禽，兩者可以達到平衡。

　　隨著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結構中肉食比重逐步增加，需要大量的規模養殖作為支撐。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大規模的養殖肯定超出環境承受能力，勢必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因此，污染隨之加重。

　　湖南省畜牧水產局辦公室主任武深樹十分認同吳根義的觀點。5月14日，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生豬養殖污染也是該產業在轉型中出現的新問題。傳統養豬為散養，糞肥可以留地使用，能夠做到種養平衡。前些年國家大力推進規?；B殖，對于種養大戶予以補貼，以提高養殖水平并降低成本和風險。這一政策加上市場競爭，已取得明顯成效。隨著規?；B殖程度的提升，散戶退出成為趨勢。而規?；曫B自然帶來大量的畜禽糞便無法與相對狹小的農業種植土地結合，問題隨之產生。

　　他說，從產業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來看，能找到解決的辦法。比如，他調查過的郴州市安仁縣的溫氏畜牧公司委托飼養模式。

　　吳根義在考察中發現，海南省羅牛山集團的污染治理十分有效。其方法是，在源頭控制，推行干清糞，做有機肥。對污水和糞便采取發酵-用改進的沼氣處理-再耗氧處理等途徑，最終保證達標排放。

　　治理的費用是一噸水處理在10元左右。根據該集團統計數據，一頭豬出欄水量消耗在1.8噸左右，這個成本已可以承受。

　　吳根義指出，對于畜禽養殖的污染治理，不存在無法管控的風險，也沒有無法突破的技術障礙。從治理方法來看，重要的是針對地域不同進行方法調整。關鍵在于各級政府要結合環境質量要求和地方發展需求，制定畜禽發展規劃和污染防治規劃，實現養殖的區域內平衡。

　　其次，政府要對污染治理進行研究，制定符合地區情況的模式并推廣。同時，對畜牧養殖的污染治理個體和企業，給予一定幫助。

　　“吃豬肉的也要考慮養豬的”

　　記者注意到，湖南一些地方已開始關注養殖污染的治理，并采取了相應措施。長沙縣自2010年始，強勢推進養殖控規和污染治理。在黃花鎮新建的年產萬噸有機肥廠，實現了對干糞的綜合利用。2014年已全面消除規模豬場的糞污直排現象，開展生態修復試點。該縣計劃于2015年12月前，在養殖密集區完成人工濕地、生態溝渠建設，實現全縣畜禽養殖標準化生產。

　　瀏陽市在“十二五”期間，根據市域自然條件和地理條件，引導養殖業從城郊城鎮向山區丘陵轉移、從沿庫沿河向農業生產區轉移。同時，引導養殖戶采取過程控制與末端治理相結合的方式，推行干清糞處理工藝，做好雨污分流、干濕分離欄舍改造。

　　吳根義稱，生豬養殖的污染治理與工業治污有著明顯區別。表現為：治理方式需結合地方實際，沒有統一的技術和標準。其次，還需要國家政策的調整來支持。

　　“現在污染主要是豬的糞便隨水流到了江河，但豬糞同時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機肥。”他說，有機肥有著能改良土壤、不易流失的特點;但也存在著不好運輸、儲存的問題。因此，地方政府要抓的是末端管理。

　　“就是你拿這些豬糞怎么辦?”吳根義認為，國家應當加大力度推廣清潔養殖，從源頭上減少污染來源。而這更需要改變對有機肥的態度，像支持化肥廠一樣，對于有機肥的生產和使用予以補貼，利用經濟杠桿引導農民處理可變為肥料的污染源，促進種養平衡。

　　他告知，目前浙江、上海、江蘇等沿海省份對于使用有機肥都有補貼，但整體而言，國內有機肥生產使用仍然不夠。如能重視并從此法著手，國內可以減少一半的養殖污染。

　　武深樹認為，現在的養殖污染與治理問題，體現了在生豬產業轉型中，政府的引導和規范有些滯后。比如，如何區域布局?對不同污染采取怎樣的治理方式?

　　他說，農業維系民生，是支柱產業。而養殖則為高投入、高風險行業。因此，采取“誰污染誰治理”的工業治污方式是不行的。這其中，應該有國家支持。除了需要出臺有利于有機肥使用的政策外，從國外情況來看，許多國家對于治理養殖污染的設施建設，采取的是國家投入的方式。美國的投入比例達60%。

　　武深樹指出，出產生豬的大省，其實是把污染留給了自己，把好處帶給了其他地方。依照責任與權利對等原則，“吃豬肉的要考慮養豬的”。建議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平衡發展、生態補償撥出專門經費，支持生豬主產區的污染治理。